《公司感謝你》—無法言明的經濟曖昧

英國新工黨政權從1997至2010年間努力不斷，將文化置於政制之中，並帶頭令西方各地開始從規整社會更替到講究自由、自如與彈性的經濟運作模式，是為英國興起的創意經濟。之後，專注城市規劃的學者Richard Florida 更近乎狂喜般宣告創意紀元的來臨，並樂於相信勞動此概念已成名存實亡之事。而於2011年，而向歐美快速經濟轉型，德國編劇Lutz Hübner 與Sarah Nemitz 合寫《Die Dirma Dankt》，寫世代之爭之外，更反映了自身對於新經濟系統的焦慮。

此劇來到香港直譯為《公司感謝你》，劇本由唐薇翻譯，李國威導演。這劇精準地把《Die Dirma Dankt》搬移到香港舞台，通俗易懂，閒時有幾個笑位，卻因此依樣畫葫蘆，依循劇本略過了經濟當中詭譎多變的面向。其實，有關經濟的劇本仍然十分罕有，而且難啃（我身旁兩位觀眾都睡得頭顱半嚲）。畢竟要以創作呈現本為艱澀難明的經濟問題，並且發展當中的人事、情感，實為困難。因此，我仍然喜歡這齣劇，喜歡它嘗試瓣開經濟體系裡面的種種情感糾結。經濟不單純是經濟，政治經濟（Political economy）更為準確，而人在當中左搖右擺。

《公司感謝你》，由一位名字繞口的Krusenstern 開展。Krusenstern 為公司產品研發部的老臣子。隸屬研發部，卻一成不變，做事堅持要有清晰指令，一板一眼。防不勝防下，像穿過隨意門一樣，他到了公司旗下的渡假區，卻儼然到了一個新時代一樣，一切人事、格式也煥然一新，連同自己也開始面目模糊。看著如此的劇情推展，想到近十年的創意經濟，想到文化圈子裡面一直迷離撲溯的難題，以致一眾同行者與創意、文化等志向亦遠亦近，或如Krusenstern 一樣有時精神分裂。就如前所說，經濟體系，聽來冷硬嚴實，然而當中卻是大量的情感分泌，有苦有樂有掙扎與自厭。

苦主Krusenstern

有關創意經濟的說法，有很大部分都是圍繞著當中的成敗得失，又或者是帶來的士紳化和剝削。而事實上，經濟體系中身份不定的勞動者，他們的情感起伏，所承受的希望與失望，絕對不比經濟環境清晰易懂。特別是當人人聲稱的創意實在是無法定斷，也沒有標準可循，在創意勞動之中便總有令人不知所措、無所適從的部分。除了恆常的掙扎，還有恐懼、不安，甚至絕望。

在《公司》裡面，主要圍繞著Krusenstern所經驗的種種矛盾。在Krusenstern 身上，堅持是相當費力的事。在事事創新、輕鬆，講求意義的運作之中，代表傳統與舊事的他無辜被淘汰。而所謂舊事，都只不過因為突如其來有新事出現。因此，隨著年輕總裁Sandor上任，任職二十年的Krusenstern 便徹頭徹尾變成了革新的苦主。劇所上演的，更是Krusenstern與Sandor 之間的角力，更是工業化運作與創意經濟之間的比鬥。

其中一幕，他為會議作事前準備，在眾人來到之前為每位預早分發筆記簿和樽裝水，更一絲不苟地安放兩者，調較角度，每位與位之間距離一致。作為觀者，看著看著也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，只知道他在擺放第四枝水的時候，我以開始默唸，弄好未弄好未，不必要不必要。開會都是多麼不必要，定時間約時間等齊人又要影印議程和相關文件，而往往所得出的討論、建議都是三言兩語可以提出的。亦如Krusenstern在會中煞有介事地為新成員計劃的小組、聯誼會，三言兩語，陳腔濫調。而開會，可能是一種將儀式進行到底的事情。

將儀式進行到底，將每個工序奮力做到最好，卻不及新紀元、 新人類（劇中以年輕總裁Sandor 飾演）一句嬉笑之言或是一下擺弄姿態來得有成效。一切皆是徒勞。Krusenstern 最初氣憤難平，到中段也開始質疑自己是否已經過時。掙扎在新與舊之間，在勞動的新舊概念之間，Krusenstern 徹頭徹尾地變成了一位悲劇人物。

是苦也是你和我—Sandor、John、Ella、Mayumi

綜觀全劇總是由Krusenstern 的角度出發，一直看著，總是為到被簡化得乏味顯淺的其他四位角色不忿氣，看畢全劇後便很想找出元兇來追究。究竟是因為Lutz Hübner 與Sarah Nemitz在編寫劇本那時經驗的經濟狀況還未如當下複雜無常，抑或是因為他倆都如自己筆下所寫的Krusenstern，過於焦慮而亂了視點，又或是李國威導演把箇中問題想得太簡單。換過話說，太樂觀。因此，也希望就此作以下的補遺。

在新經濟，或是創意經濟的捕獵網裡頭，從來不存在必然的勝利者，或失敗者。又或者，從來不存在必然的上層階級、必然的享樂者。因此，每當Sandor 以輕佻浮躁的形象出現，踩滑板車、盤坐在辦公桌上、穿著浴袍穿插辦公空間等，我也異常同情他。其實，在Krusenstern 渴望清晰指令，渴望有正式的工作環境，與私人空間劃界，甚至乎苛責Mayumi，禁止她在公眾地方談私人電話的同時，Sandor、Mayumi等人的工作空間早已與私人生活混為一潭。

有關勞動形式的討論在近年非常重要，特別是我們再也無法輕易分辨幾時工作，幾時可以休息。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（學術上常討論的work-life balance），早已蕩然無存。台上五人，置身的空間有一大張看似一塵不染的長方形桌子、兩張弧形長凳而且以不規則的角度排列，以及懸在天花的一個特大菱形（與其將之稱為菱，不如說成為一個不正不妥的正方形），要麼如Krusenstern一樣，無法順利運作，要麼一日二十四小時無時限地經驗、發揮，創意（也讓我想起好些媒體公司，奸狡地，有沙發有床有按摩椅）。創意勞動，比起鮮明的剝削與異化藏有更大的危。

而舞台上的渡假屋，以及口口聲聲推祟的創意，都誘使各人能夠樂此不疲地工作，或如高層John口中所說「諗啲嘢黎做」。對比起沉醉於朝九晚五、瘋狂加班的Krusenstern，Sandor、John、Ella和Mayumi從來沒有上班或下班，全日無間斷的享樂又工作。精神混沌，無分裂可言。

無名創意公司

雖說是新經濟，劇中卻不斷說明了所針對的正正是創意經濟，創意紀元。Richard Florida 對於創意紀元的推論，在大學讀到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已到了《第五元素》的場景，車輛從此不再在地行駛，我們可以於懸在半空中的麥當勞點餐。然而，直到現在，原來都只不過是工作空間設置轉換，多了幾幢包裝美觀整潔的活化大樓、幾條新規劃街道，而有更多更多的小店、文化被棄置不顧，租金卻因而大幅攀升。

創意啊創意，無可量化，無以名狀，也因此危機四伏。正如劇裡面的公司，看畢全處也不會知道它賣的是甚麼。它充滿了的是符號般的、圖騰般的力量（symbolic power），亦如劇中所引用的Andy Warhol。劇中Sandor 不時以Andy Warhol作範例，說明自己的行事方式，甚至把接近敗潰Krusenstern說成槍擊Warhol的基進女權主義作家Varlerie。

在1968年，聯合廣場西面，Andy Warhol的工作室「工廠」裡，Varlerie 開槍欲射殺Warhol。不少知情人士認為Varlerie 是知道Warhol將會從她的作品偷取概念，因怒之下動殺機。當Valerie被警方拘捕時，她說了一句：「沃荷對我的人生著實太有影響力。」（“Warhol had too much control over my life.”）太有影響力，與後期的Steve Jobs、Mark Zuckerberg類同，以複製和偷取概念換得「創意」的光環，有意無意這般操控了在世者的生活與意志。同時間，也證明了人是多麼脆弱而不堪一擊。即使是多麼想掙扎求存的Krusenstern，也因著他的抵抗而被收編成創意的一部分。「你是獨一無二啊。我覺得你好有趣」Sandor 對Krusenstern說。抵抗過後成為了共謀分子。文學及創意產業學者Sarah Brouillette在研究文學作家與經濟的關係時，狠心指出，那些鬱鬱不歡，想與商業世界分隔開來的作家，他們的矛盾與辛酸正正反過來成為經濟的推動力之一。而且，是廉價的推動力我。

其實，Andy Warhol或者比後人都多一種革命性，而這樣的革命，如Sandor 一樣，讓所有人、包括他自己都為到無法言明的東西，藝術、創意、革命，變得面目模糊而不自知。而聽著Sandor 如何講述自己以Andy Warhol太陽眼鏡的複製品，賺了兩桶金，我更發現，甚至Andy Warhol自己，也在這樣的運轉中失去可辨的面貌。

而創意，也在創意的經濟運轉中，必然地失去了本來的面貌。

無終結可言

不少劇評把Krusenstern 寫成悲劇式英雄。然而，他只不過是一個平凡人而已，與大家一樣，有婚外情、自以為是、寬己嚴人，害怕失業。亦因為平凡，才會陷入如此的經濟狀況，經歷以上種種，成為最妥當、最循規的創意勞動者。而悲劇，如前所說，也發生在另外四個角色之中。

因此，最後一幕，看到Sandor 那邊與Krusenstern 依然壁壘分明，看著Krusenstern朝向光源離開自己的崗位，總是覺得有所缺欠。Krusenstern最後不應是無盡的離開。在於我，為者只是準時下班，便足以把Sandor 的虛幻快樂戳破，讓各人都知道彼此殊途同歸，歸於無所終結的創意經濟裡面。而當然，他們仍然可以有熱情、有夢，有實實在在的快樂與滿足，就在無盡而無法定斷的勞動裡。無可否認，自我能覺良好，是我們可以賺到最多、也最珍貴的東西。

微弱之愛：《小偷家族》

近幾年看是枝裕和的作品，感受特別深。並不是他的電影變了調，而是作為觀者如我，在成長之中愈見家的離散。在家以外，將所有支離破碎的心連在一起，以微弱但又似斷還續的力量讓被遺者互相靠近，是是枝裕和在作品中所釋出的善意。而《小偷家族》，比起以往的、我所看過的《橫山家之味》、《誰調換了我的父親》、《比海還深》等，更多了一種義憤。我們所堅信不疑的愛，往往透過犧牲他人的選擇、他人微弱之愛以及命運，才得以堅固得牢不可破一樣。而《小偷家族》裡面的柴田一家，便是是枝裕和挑選的犧牲者。

柴田家的姓氏似乎是婆婆柴田初枝的真實姓氏 。然而，所謂真實，也只不過是婆婆隨前夫所改換的姓氏，一個暗自拋棄了她的姓氏。總而言之，初枝的而且確是柴田一家、破舊平房裡的初始枝節，而其他四位陸續加入的家庭成員，治、信代、亞紀及祥太也紛紛由姓氏開始，與初枝共生連成幼弱的枝葉。最後被治和信代所引領加入的樹里（後改名或澶），更翻土一樣讓人發現了他們鬆動的根，卻暗助彼此生長。

一家六口，除了祥太之外，都有自己作出選擇。選擇自己的家人，如此的生活根本就如在城外，無法被認可，無法得到合法的愛護。為了保護自己的家，他們卻步於公共機關，失去勞工保障、工作、醫療援助、一個簡單的喪禮，甚至乎把垃圾棄於大街分類站也是萬不可能。當跨過平房門口，踏入以發展成整潔新淨的新型社區裡面，他們都變成無家之人。維持這樣家庭形態，也如他們慣常所做的偷竊一樣，只能收於隱蔽處。偷竊，不在於偷，而是抹開字面上的重重定義，都只不過是人如何在法以外、資本體系以外，親手攫出那些列為不屬己之事物。「放在店內的東西不屬於任何人。」祥太把它當成格言一樣唸著。不屬於任何人，直到有人以金額換取，直到有人單憑一己之情、一己之欲來攫取。而物沒有選擇權，沒有心事，但柴田家裡每人卻是將手伸向彼此。

電影沒有映照偷竊之事的晦暗面，反而投射出小偷與物事之間的重要連繫，不在於簡單交易，卻在於命與生活。還記得祥太、澶跟著治偷到兩支釣魚竿之後，祥太因為怕澶的加入會分薄他和治之間的感情而一走了之。這段祥太吃醋的情節，述說了偷竊已不再是帶壞小朋友之事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，猶如孩童遊戲。

是枝裕和花了很多篇幅捕捉六口所萌生的親情，他們吃小鍋他們追逐他們一家到沙灘拍浪。然而，他卻刻意為各人的背景留很多很多的空白。然而，即便不少人感到有些故事線已白白犧牲，我卻很重視這樣的留白，如提示著那無人知曉的過去無關重要，親情經驗無須靠賴反反覆覆的向上追溯，或是周而復始地詢問的緣由。沒有血緣關係，沒有相連背景，沒有人可以說清各人為著甚麼靠在一起，但他們卻實實在在、有血有肉地團聚於每個晚上。自然生命本來的怡悅與甜蜜，我想起哲學討論裡，阿甘本所重複思考的阿里士多德的信念。

因此，直至祥太有意無意地率先回歸政制，挑動了政制的橫蠻介入，將柴田家重置於社會體系之中，從隱蔽平房回歸城邦，誘發的卻是家的離散。雖說是掘出了各人的秘密，然而那些秘密本來如留白一樣，在未見第一道光之前，潛在，卻可以無關重要。而政制的介入，借福利官的嘴巴，透過新聞記者的鏡，把階級、血緣、家庭價值、罪等強塞回柴田家的生命裡，並沒有為他們帶來穩定或是保護，卻是瞬間理不清的、滲入雜質的感情轇轕。在福利官的說法裡，在政制的說法裡，初枝是為了勒索金錢也誘騙亞紀和她同住的騙徒、治和信代等人是將祥太棄之不顧的陌生人、信代自己，更是為了一己私欲是拐帶孩童的壞人。他們所經歷的陪伴與美好在網狀的制度裡頭遭全盤否定。

在制度面前，這一家可能只是生活在自我欺哄的家庭裡。然而，這樣急轉直下的劇情，卻讓我直覺制度是重重謊言。當中福利官在質問信代的時候說道，每個小孩都想回到母親身邊。信代卻以嘲諷的語氣狠狠說出，這只是生下了小孩的母親自以為是的假象。 

當然，是枝裕和也沒有把世界想得過於黑白分明。的而且確，祥太因此可以上學，可以認識朋友，同時也把自己在書裡讀到的一套帶給柴田治。但當中各人的情感落失，依然如不可見的空氣散漫四周，如柴田治無法聽到的一聲「爸爸」、如澶在門外所望向的無人街境，亦如亞紀內心誤生的恨。在世微弱者之愛，微弱絲連，卻容易耽染世上灰塵。

造天衣：為阮氏洋服的阮先生寫一首歌

還記得以前讀女性主義有關服裝的論述，總是將服飾、衣服比擬為一種規範，甚至乎是身體的牢房。衣服是身體的界線，女生穿裙的時候就會知道，又或者，那些男生穿極貼服的西褲，也大概感受到身體總有不能逾越的範圍。因此，我曾經是多麼的討厭西裝。這樣討厭，這樣抗拒在任何會議穿西裝，就當是一種身體的革命。

然而，那日我跟一臉祥和的老裁縫阮先生說：原來一件親手縫製的西裝，其實可以為穿上的人，帶來多麼多麼強大的力量和解放。

認識阮先生，阮邦冠，是因為工作，更多是因著緣份，而我們都相信緣份。往上追溯，今年三月左右，我、王嘉儀（音樂人）、李拾壹（音樂人）、Henry（製作人）和周曉彤（製作人）剛好成為了社企計劃《一個人一首歌》的先頭部隊，和另外九隊年青人一起，各自認識十位老人家，為他們寫一首歌。據說，這個計劃是由發起人馮穎琪和周耀輝的一段閒談開展的，大概就是討論，每個人都是可歌的，而且，不必等到喪禮的時候，而是在生的時候，就應該擁有一首代表他／她一生的歌。這首歌不一定是總結，也可以是生命中其中一個開端。

就是這樣。我們認識了阮氏洋服的老裁縫阮先生，並且決定為他這一個人，這一條生命，寫一首歌。

阮先生其實是一個活的歷史庫。他十多歲便決定學做裁縫，做過大廠，也轉到小店裡跟老師傅學習。之後，機緣巧合之下，在七八十年代，香港主權還未移交之時，他接受了一位英國軍官的邀請，就到了當時的赤柱軍營中開店，為駐港英軍做軍服。阮生告訴我，那時候他和哥哥阮邦飛坐擁一整幢西式樓房，一邊作為洋服店，每天為多件軍服縫縫補補，一天有堆積如山的軍服要補鈕扣，而另一邊也做餐飲和剪髮，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判頭。

十多二十年裡面，阮氏兄弟，兩個香港人，一直經驗著英國的殖民地文化。從學習如何縫制英式軍服、蘇格蘭裙，到應付與英國軍人、商人的對答，他們一點一滴地學，也慢慢的打開自己的眼界。讓記得他笑說自己有時候也無法融入那種英國文化，譬如說他們的工作節奏，還有他們的派對習慣。「記得他們很多時都怪我工時太長，硬要我下班。可是我不做又有甚麼事做呢？而且制服還是一大堆堆在這裡。」其實阮生從小到大都被師傅、同事和軍人嫌他太勤力。然後他又笑著續說：「之後過時過節又要我們參加他們的派對。始終文化不同，我們都很怕。我們根本不能像他們玩得那麼瘋狂。」一直聽著聽著，很久遠的歷史，而及無法想像的情境，都離我這位二十多歲的「小朋友」很遠。但我總是聽著，知道阮生在說故事之外，也有更多更多的情感暗暗流露。

是啊。「小朋友」。又或者是八卦的「小朋友」。阮先生講歷史一直有滋有味，但我偏偏想問他的愛情、家庭之如此類。因此，當交談期間加入了他的兒子Alex，就禁不住想知道他們父子之間，以及和洋服之間，有沒有更多更有趣的情感。

Alex 沒有如我們所想像般繼承阮先生的手藝，反而自己隻身到了美國讀書，做社區，直到近年因為要幫阮生處理搬店的事情才回來。對於此，阮生一點也沒有介懷，甚至乎對於Alex 如此清楚自己的路向而感到驕傲。他告訴我們，他的子女沒有一個會繼承他的店，可是他老早就沒有強求，只是覺得每一件事情都會有完結一時。「曾經有位朋友讓他兒子跟我學做衣，我也交了一些工具給他試，不過第二天他也全套歸還。」阮先生大笑。一切都是緣注定。

「而且，我這一生人可以給他的都只是自由。」

給兒子自由，出自阮先生很輕盈地說出的一句話，而那時候我們卻覺得這句話力量很大很大。這樣的想法可能由於他所感受過的英國文化，但更可能，是因為他知道每個人出生以後也有自己的命、自己的路，自己喜歡的一切。

其實一談到有關Alex的，阮先生也沒有如之前暢所欲言，反而尷尷尬尬，像是男人一個太怕講情。然而，他卻不自覺地，出其不意，在說話在臉上在笑聲或是小動作裡面，洩露了一絲絲對兒子的愛護和掛牽。我還深刻記得，談到Alex回來香港幫忙打理洋服店事務，阮先生禁不住哽咽說著不希望影響到Alex的前路。

對於阮氏洋服這一部分的故事、這一段情，阮生沒有說很多，不過我們幾個都感覺到很多、看到很多。因此，為阮先生寫的一首歌，我們決定寫他為Alex做西裝的這一回事。

阮先生所相信的自由，已一針一線的縫在Alex 多年的校服和西裝裡。一日我們請Alex帶來阮先生為他度身訂造的一件西裝，才發現度身訂造當中所指的身體，並不是當下不變的身體，而是會變會成長會延伸的身體。阮先生為Alex 所訂造的，可以讓他自如地伸展。外套內襯絲質花紋布、繡了Alex的名字、兩邊腰各剪了一個褶位、領口是蘇格蘭布、腋下還要是透汗的特選布料，穿著老，如果可以飛，就自如地飛。

就這樣，認識了阮先生，王嘉儀和李拾壹寫曲，我寫詞，還有Henry 和周曉彤做錄像，成了無形的、無邊界的《天衣》。我們將《天衣》送給他，和他的兒子Alex。

「你看遠了彷彿青春彷彿風光在對面／我看近了只想呼吸只想珍惜在跟前／一針與一線／掀開你所有渴想／在變」

其實，收到了王嘉儀和李拾壹的曲的時候，已經好想哭。旋律節奏的確讓我想起衣車打線，又或是一手一針一線縫上打結，而且耳朵愈聽愈開。之後，我也把心一橫，買來一本服裝製作事典，學習裁縫的語言，想寫下去，想記下阮先生的志業。現在回想，也是一場度身訂造，也算是暗中繼承了阮先生的手藝。

度身訂造，為送對方一首歌，認識一個人，學習他的語言，延伸他的情感。希望我們也正在為阮先生縫縫補補，並不是設下邊界，而是讓他在他的故事裡面飛，坐上他的飛氈，穿上天衣飛。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飛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可以讓他人自由地飛。

有關《一個人一首歌》：
由二零一八年年初，三十六位對音樂、文字、影像創作有興趣和才華的學員，加入Every Life Is A Song 《一個人一首歌》的第一個創作計劃，在我城中尋訪，將十個生命的故事，寫成十首歌，再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平台上發佈，為我們的城市、我們每一個人留下實實在在的紀錄，成為歷史的一部。

第一個創作計劃，是Every Life Is A Song 《一個人一首歌》和大館TAI KWUN傾力策劃。是次與大館合作的創作計劃，志在從青年人的角度，藉著他們的作品，重新發掘、展示大館的歷史價值和藝術上的多樣性。

「我們的城市不可能只有一首歌，只有一個故事，只有一種歷史。我們拒絕單一，但願更多。」

馮穎琪、周耀輝

有關阮氏洋服製衣工場及教室：

有逾40年歷史的洋服店「阮氏洋服」，則由中環街市「落戶」大館，老闆阮邦冠計劃開班授徒，冀傳承手藝。

愛的多重奏：Nth

突然一剎那，發現忘了如何真切的愛人。或者是，本性如此，被消耗太多之後，就會自動停止運作。想想也恍如一場運動裡面的人，經過多日激昂、熱情的投注，經過來點往復的付出與失落，不知覺就像沒有能源的機械。對於一切有血有肉的，只能視而不見，只可以視而不見。消耗。在那場運動之後，我們都彼此消耗淨盡，我們都只看得到自己，如果一直如此，身邊的一切會慢慢消失而渾然不覺。這是不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之下的正常運作。一直順著這樣的世界運行，會不會就，比較自如。其實，人的朽壞與腐敗，會不會是必然的呢？必然如此，是不是一種救贖，是不是我們想要的。

然而，這樣的問題一出現，才發現有一道罅隙，通往未知的地方。反正，非必然。渴想的能耐（the capacity of aspiration），出自我很喜歡的學者Arjun Appadurai。想像一但開了，不可復返。因此，問題出現了，代表有非必然的路徑。有通往渴想的、愛的路徑啊。真切的愛人，這樣的念頭，以另一個形象出現，同樣，或讓我們從此以後，重新的得到抵抗的力量。抵抗倦怠的身軀、四分五裂的心，以及自己。如果這樣的一個城市催向剝削生命的發展與進步，我們就只可以真切的愛人，只能夠真切的愛人，以情感與緩慢與之抵抗。愛人，並不把我們引向高處，也不把我們帶向低處，不順從階級始構。據Alain Badiou 所說，透過我們之間的差異性，世界朝我們展開，世界來臨，世界誕生，而不再只是填滿我的視線。世界誕生，在心裡面的一道罅隙中誕生。但願如此。